阳明学派，是指明代中后期思想学术领域中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宗旨的一个著名流派。

　　明代中期，王阳明在从政期间，始终从事讲学，传播他的“致良知”之学，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风靡一时。他的弟子也陆续出版了他的语录、文集。王阳明去世后，他的一些主要弟子在全国各地纷纷创建书院，举办各种讲习会，积极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形成了阳明学派。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由于王阳明的学说中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生前又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和 “工夫”两大系。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其中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参见本书“王畿”、“钱德洪”条）。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 ”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王龙溪全集》卷一）他说：“良知当下现成，不加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为了证明王畿的“四无说”，万历年间被称为“今龙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经据典，反驳许孚远的《九谤》，证明“四无说”的合理性。他们还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所以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与王畿的“良知现成”派相反，钱德洪主张“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这一派除有钱德洪、张元忭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江右王学的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为代表。钱德洪在《复王龙溪》的信中提出：“吾赏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业信纸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疏略处甚多，此便是学问在空处。”张元忭也说“学问以必有事为主”，“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张阳和文选》卷一）。所以钱德洪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使竭意诚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体认上。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功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论学书·与陈两湖》）欧阳德认为，“格物二字，先师以谓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地。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答陈明水》）。这表明钱德洪等人的道德实践是主张在事上“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钱德洪等人的这些理论，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们的所谓“事”，也未能超出王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内。他们与王学的关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江右王学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邹守益，字谦之，号或廓，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指的就是邹守益。其他主要人物还有委木、刘邦采、王时槐等。江右王学与钱德洪等人一样，讲学以宏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邹守益为学“生平自精神心术之微以达于人伦事物之著，皆不离良知一脉运用”。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周郭颐的“主静”，程颐、程颢的“寡欲”，以及思孟的“戒惧”，“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他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田夫市侩”也“趋而听之，惟恐或后”，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王学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参见本书“泰州学派”条）。此外，如以聂豹、罗洪先等江右弟子为主要代表的“良知归寂派”。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永丰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因直言谏净，与严嵩不睦，后以老疾致仕。他一生未尝在王阳明门下受教，而是以书信往来问道。王阳明去世后，他设位，北面再拜，自称门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吉永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士，授翰林编修。后革职为民，终身不仕。他也没有在王阳明门下直接受教。“良知归寂派”继承了王阳明早期的思想，主张通过“主静立极”，才能达到“归寂以通感”。但由于他们的学说过分强调“寂然不动”、“隐而未发”，当时不仅信从者寥寥，而且还受到其他王门各派的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