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后期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儒家学派，因该派的创始人王艮为江苏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县）人，故得名。

　　王艮曾师从王阳明，接受其学说，但他注重“自得”之风，“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明史·王艮传）。王阳明病逝后，他在故乡安丰场讲学，开门授徒，创立了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员比较复杂，有上层社会的官员，如徐樾曾任云南左布政使、何心隐是当时江西省试第一名的获得者，也有不少来自下层的百姓，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他们的思想对泰州学派的形成起过不小的作用。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还有王栋（一庵）、王襞（东崖）、林春（子仁）、徐樾（波石）、颜钧（山农）、何心隐（梁汝元）和罗汝芳（近溪）等。

　　从哲学思想的核心来看，泰州学派属于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但它并没有严格遵循王阳明的学说，而是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见解，特别是由王艮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成为泰州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所谓“百姓日用之道”，就是把孟子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王艮曾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又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王艮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能算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为异端。王艮的“圣人之道”当然也包括孔孟提倡的伦理道德，但他把它与“百姓日用”等同，并将王阳明“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代之以“满街都是圣人”、“晓得圣人即是自己”，这就表明泰州学派所提倡的“百姓日用之道有使王学进一步趋于平民化的倾向。

　　王艮还提出了“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提出：“越中良
知，淮南格物，如车之两轮，实贯一毂。”“越中”即指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淮南”就指王艮。王阳明死后，王畿的“现成良知”说和王艮的“格物”论，在当时的学术界颇具影响。王艮将自己的格物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相提并论，认为“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并对“格物”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又说：“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下”）王艮把“安身”视为立天下之大本，而所谓“安身”，实际也就是人们生活上的“安”，即能吃饱穿暖。王艮认为，“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首，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吃不饱，穿 不暖，这就是王艮所谓的“失其本”。从“安身立本”的理论出发，王艮强调维护人的尊严。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可见王艮之所以把身和道都视为“至尊者”，实际上是维护和满足个人的自然本能。 在人性论方面，泰州学派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王艮说：“人心本是
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然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乐，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直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艮的独生子王襞在解释“人心本是乐”时也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这些都是把心作为生理的自然要求。所以颜钧主张人性天然是善良的，罗汝芳也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并提出人无贵贱贤愚，都以形色天性而为日用。正是从这种人心本体自然出发，泰州学派都反对“无欲”，承认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王艮认为“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要求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成己又要成物，使 人己皆得。颜钧认为“人之好贪财色，皆自天性”，何心隐更认为满足人们对味、色、声、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何心隐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认为它是出于天性，这等于是反对宋明理不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说教。他引援《孟子》中公刘与太王的故事，提出“与百姓同欲”的“育欲”主张。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清初学者黄宗羲，曾严厉地批评王艮违背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宗旨，指责泰州学派由颜钧发展到何心隐等人时，“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泰州学派也成为后来李贽反传统思想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