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亦称“东林党人”，是中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明代末年，在阉党把持下的朝政日益腐败，皇帝、宦官、贵戚究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一引起地区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和斗争。矿监税使横行各地、横征暴敛，加紧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榨取，摧残着某些地区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引起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反对。一部分在朝官吏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崩地陷”、危机四伏，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他们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万历二十二年（1594），敢于直谏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因抨击朝政而与明神宗朱翊钧的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但他并没有消极隐居、归逸山林，而是与弟弟顾允成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倡议重修地处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把读书、讲学与关心国事紧密相联，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术宗旨。东林书院这种与议政相结合的讲学、读书活动，得到了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拥护，也得到朝廷中一些正直官员如赵南星等人的支持，许多不同学派的人士也“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传》），东林书院也因此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导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于是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当权者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表现的，综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主张革新朝政。他们指出：“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宦官），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内阁）”（《明史·史孟麟传》）；主张一切政事统归地六部，公论付之宫官，积极参加并领导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倡议开放地方政权，运用和发挥地方士绅中有识之士的力量，发展社会经济。被誉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还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的主张。其次，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录用人才，以革新吏治。顾宪成明确提出，科举取士应打破常规，“士亦择于贵贱也，贵而取贵焉，贱而取贱焉，惟其当而已。”（《泾皋藏稿》卷二）顾允成提出“有洁己爱民者”应公开加以表彰。他们要求“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明万历实录》卷三四三），为此高攀龙在天启二年（1622）上了《破格用人疏》，有力地冲击封建等级制度和上尊下卑的伦理观念。再次，反对横征暴敛。翰林院检讨姚希孟在《代当事条奏地方利弊疏》一文中说：三吴诸郡，财赋一直很重。自从满族在东北兴起后，户部告匮，于是有了加派的名目，可怜百姓叫苦不迭，以至卖子、卖妻。因此主张实行“惠商”政策，简化征税手续。东林学者还从利国利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地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顾宪成还愤怒地指斥朝廷“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明史·顾宪成传》）表达东林学者与朝廷对立的态度。他们还反对宦官的为非作歹，余懋衡揭发陕西税监梁永的罪恶，李三才在《请停矿税疏》中揭发安徽税监陈增等人的罪恶，强烈要求从宦官手中收还开采榷税的权力。东林学派反对宦官的正义行动和一些主张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却遭到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势力的残酷镇压。

　　顾宪在、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同时还从事学术研究。万历年
间，学术领域内，王阳明学说中的空谈心性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王门后学利用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提倡“三教合一”，汲取佛学思想，大张禅风。顾宪成、高攀龙在肯定阳明学说对于“桎梏于训诂辞章”的朱门后学有“一时心目俱醒”的同时，也严厉批评“致良知”学说的危害。他们认为王阳明的“心即理”的观点，将人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必然会导致“率天下而归一，无所事事”。反对王学的空谈而提倡“贵实行”，钱一本说：“学不在践履处求，悉空谈也。”（《明儒学案》卷五十九《东林学案二》）在东林学者制定的《东林会约》中，明确规定其学术宗旨为“躬修力践”和“先行后言”。他们还围绕本体论和本体与功夫的关系而展开了“道性善”与“无善无恶”的辩论。泰州王学的周汝登、管志道等人曾根据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和宋代学者周敦颐的“太极本无极”的观点，以“无”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把本体与功夫一分为二。顾宪成、高攀龙则以“善”为天下之本，主张本体与功夫合一，批评“无善无恶”实际上就是取消是非善恶标准，认为这是一种以学术杀天下，提倡士大夫应该“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其君；处江湖之远，则事必为吾民”的“实事”观念。他既反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格心”的观点，也不同意朱熹把“至善”作为封建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张天下之理没有内外大小之分，强调“一草一木”也有理可格。

　　东林学派十分重视学术研究的方法，提倡讲、习结合，常常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探讨学习心得，“或细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研究典故，或询访人物”，将学术交流与社会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联欢会还伴有一定的仪式，据《东林书院志》所载会约仪式共有十一条之多。这种讲、习结合和相互印证的学术研究方式，一时相传，学者云集，成为吴中地区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大盛事，也为后来的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清初学者所仿效，并发展成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学术新风。

　　东林学派除顾宪成、高攀龙外，其他著名学者还有钱一本、孙慎行、史孟麟、刘永澄、薛敷教、叶茂才、许世卿、刘元珍、黄尊素、陈龙正等。他们在学术上也都攻击王阳明的学说，拥护程朱理学。然而他们各自的学术见解并不一致，与程朱学说也有种种区别。但东林学者敢于突破理学束缚而崇尚“有用之学”，正是东林学派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