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诗歌中游侠形象的类型
崇尚武功，武艺超强的侠客形象。崇尚武功，以高强的武艺彰显于世，是侠之为侠的一个重要标志。《韩非子•五蠹 》云：“侠以武犯禁。”崇尚武功，武艺超强是为侠客的前提，侠客行走江湖要保障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武功。他们蔑视封建礼教，凭得是超凡脱俗的武功。从军边塞。建功立业靠的也是超凡脱俗的武功。无论是战国时代的侠者，还是唐代的侠客他们都崇尚武功。李白诗歌中的游侠个个武艺超强。他们能“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他们一人能敌万人之勇：“笑拂两只剑，万人不可干。”（《幽州胡马客》）；他们凭借高强的武功，能轻易的取胜：“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这些武艺超强的游侠，他们轻视书生，认为“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宰》）。不仅在李白诗歌中，这些侠客武艺超强，在唐代其他诗人诗歌中也是如此。王维《少年行•其三》中写道：“一身能臂两雕弧，虎骑千重只似无。偏从金鞍调白弱，伤伤射杀五单于。”其实，无论是王维，还是李白，他们诗歌中武艺超强的游侠都是诗人理想的化身，诗人借侠客超凡脱俗的武功来比喻自己的蔑世之才。
杀人复仇,打抱不平的侠客形象.侠客武艺超强,他们爱打抱不平,愿意替下层劳动人民出气，敢于向封建社会挑战，“杀人如剪草”。在诗人李白笔下，游侠杀人复仇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们的复仇不是为了个人，而是替社会上受压迫，手欺负的人复仇，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行为，这种行为进而上升为杀敌报国的精神，因而，李白写复仇毫不掩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秦女休行》）。这些复仇者，杀人于闹市中，看来似乎太狂敖了，但因为它具有正义感，因而可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是一种向封建社会挑战的行为。又如“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侠客行》），“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杀人夺命，探丸借客在唐代诗人笔下，不仅不是什么血腥残忍的行为，反而成为他们张扬自由个性，表现特立气质的主要象征：“酒后竟风采，杀人如剪草，剧猛同游遨”（《白马篇》）。对杀人复仇这一刺客行为的赞颂年，表现李白对传统秩序世界的反叛和勇于冲决封建礼法桎梏的自由精神，这与长安的传统有关，同时又是在长安文化影响下，唐代诗人包容心态的具体表现。 [1]
轻财好施，重义存交的侠客形象。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云：“侠者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厄”。他们重然诺，以义交友，舍生取义，最看重一个“义”字。只要他们义气相投，便可结成生死之交，不论对方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只注重彼此之间的然诺，轻视财产的占有，他们乐意轻财好施，就像李白诗歌所说：“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用来周济一些落魄公子。游侠相交，正因轻视财产而看中然诺，故而才能肝胆相照。李白对此的刻画更是豪气云霄。其《侠客行》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其《扶风豪士歌》云：“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其《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这些豪气云天的游侠，他们所结交的都是豪侠之士，彼此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又说李白曾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楚地，指南死在洞庭湖上。他服丧痛哭，“炎月伏尸， 猛虎前临，坚守不动。”埋葬数年，又是“裹骨徒步”，替他迁葬，表现了惊人的“重义存交”的热肠[2]。 正因为李白自己看重意气，就像他与杜甫相交一样是意气相投，故而在其作品中对侠士的重义存交加以很高的评价。李白和不少的人交往，都与任侠行为有关。例如与崔宗元的最初结识，就是从两人均好任侠，意气相投开始。他后来在《赠崔侍御》回忆和崔宗元的结识时写道：“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猛，托宿话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3]
积极用世，建功利业的侠客形象。游侠形象从战国时代发展到唐代，具有了更多高尚的形象。他们由过去的为个人复仇转变为杀敌报国，尤其是从军边塞。唐代游侠诗近半数与边塞有关，边疆大漠有奇异的自然风光，有辽阔的驰骋疆场，足以激发男儿的血性，展现游侠好勇尚武的形象。游侠积极用世，想要建功立业，他们从军边塞，保卫国家，扬名天下，更是充满了荣誉感和使命感。他们为抵御外侮，驰骋沙场，勇敢杀敌，临危不惧甚至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身性命。安史之乱爆发，许多游侠愤而从军，或上阵杀敌，或参赞军机。这一时期的李白也投到永王麟的麾下，帮助出谋划策。他的诗歌也积极的反映自己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愿将腰下剑，直为转楼兰。”（《塞下曲》其一），“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塞下曲》其二）。李白希望自己能像霍去病一样，大展才华，建立一番功业。在这些诗中，游侠的形象得到了高度的升华，他们成了诗人理想的化身。
隐逸求仙，功成身退的形象。李白诗歌对游侠形象的描写，写的最多的就是功成身退的形象。而这一功成身退的形象又大多是通过鲁仲连来实现的，如《古风五十九收》其十：
齐有倜傥升，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李白在这首诗中通过对鲁仲连的赞美，寄寓自己功成身退的政治理想。在李白看来，“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五十九》其十八），“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行路难》其三），正因为他清醒地看到了功成不退的弊端，加上自己又有隐逸求仙的思想，因而他极力推行功成身退，对功成身退的游侠加以更多的墨笔，正如其诗中所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功成拂衣去，归入五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钧”（《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纵观李白诗歌，写得最多的游侠形象就是“功成身退”的形象。
二 游侠形象的原因
唐代社会环境是产生游侠形象的重要原因.游侠在唐代的兴盛,是有其原因的:其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纵容,客观上游侠队伍得以发展壮大,任侠使气成为社会风尚,这是游侠兴盛的重要原因;其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有找不到出路的人民有苦难言,希望出现一些人来仗义除奸,于是游侠便应运而生了.在封建社会中,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社会上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被压迫者往往无处呼诉和呼援,统治阶级的丑恶本性又是那样的虚伪自私,残酷贪婪,附强凌弱,不讲信义..这时人民希望有人能替他们出气,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鼓吹的，有些游侠，敢于不守统治者的法禁，“不轨于”统治者的所谓“正义”，以济人缓急，为人打抱不平。这种精神自然很容易为看不惯黑暗现实而又敢于蔑视传统礼法和反抗现实的诗人李白所向往。他在诗中，一再歌颂那些重然偌，轻生死，敢于助人杀人的侠客，在他们形象中，贯注了自己的感情，渗透了自己的性格特征；用他们的形象和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相对照，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在当时具有反抗现实的意义的。除此之外，游侠在唐代社会中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偶像，在强大繁荣的大唐帝国中，崇尚勇武的豪侠意气，正与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所以，唐代的游侠之多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唐代社会如此兴盛游侠，诗歌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物，那么李白诗歌中对游侠形象的描写也就自然而然了。
李白的生活经历是形成游侠形象的主要原因。李白自幼喜爱武功，他想建立功业，因此，“昂天大笑出门去”。但李白的生活经历特殊，他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入仕方式，不象其他儒生那样，采取考功名，最终入仕的方法，他讨厌这种做法。他采用的是终南捷径，通过自己的才能与名气，得到社会上的认可，进而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最后踏上仕途。李白最终用这种途径踏上了仕途，但是在那个年代，他是不可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因而，在诗歌中歌颂那些游侠形象。
李白接受的教育不是传统的纯儒家教育。李白的家庭，久居西域，不是中原的儒学世家，又受到西北边疆刚强民风的影响，所以他自幼的学习和生活，比较特殊。他读书不以儒经为主，兼学包括神仙，术数在内的“百家”之举。不但学文，而且学武。正如他自己所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诗歌中的游侠与他接受的这种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李白他“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少任侠，手刃数人”（《魏李韩林集序》） [4]。由于李白接受的是这种非传统的纯儒家教育，因而形成了他复杂的思想性格，他具有儒家思想，同时有接受道家的归隐思想，另外，有兼有纵横家的思想。
李白虽然有时自称为儒生，然而却不甘做一个皓首穷经而缺乏实践能力的儒生，他对儒生拘泥守常的生活尤其鄙视。他所深深倾慕着的是古代侠士们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奉行的游侠精神，所以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也正因如此，他才敢蔑视封建秩序和礼教，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嘲鲁儒，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李白一生的行事和生活态度常常既有侠士的风度，他对于侠士的侠义行为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也就不足为怪了 [5]。 李白诗歌中杀人复仇行径，表示自己不原甘心做一介书生。他要做一个侠士，他在《侠客行》一诗中对侠士朱亥，侯赢舍生取义，侠骨留香极力赞叹之后写道：“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通过用典对扬雄于禄阁校书三年，埋头苦著《太玄经》，却于世无用的嗤笑，讽刺以扬雄为代表的儒生。其《行行且游猎篇》则有对无用儒生的直接否定：“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而《嘲鲁儒》一诗，更能见其对迂腐儒生的鄙薄：“鲁叟谈五经，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笑鲁儒皓首穷经，只知拘守道德信条，却无半点经世济民之策。就连其举止穿着，李白也认为是极其可笑的：“足着远游履，首带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最后以鄙夷的口气说这些不通时务之鲁儒：“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因为李白对无用的儒生持嘲讽态度，而欣赏游侠的豪迈，因此，在其诗歌中对游侠的描写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白嘲笑儒生,但并非嘲笑所有的儒生,他只是嘲笑那些只读死书,读于世无用之书的儒生,对于有所建业的儒生,他还是很欣赏的。同时,他自己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它深深侵入了每个人的头脑，生活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的李白，必然受到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李白接受的主要是儒家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因此，李白才积极用世，才有了他诗歌中建功立业的游侠形象。他自认为自己有举世之才，能与管仲相比，很想建立一番功绩。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抱负的。当他得到玄宗皇帝的召见时，发出了“昂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启是蓬蒿人”的欣喜，认为自己一展才能的机会来到了。可当他到了长安后，才发现玄宗皇帝并非委他以重任，只是把他当作文学弄臣，让他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尤其是在长安时期，他认识到表面繁荣的盛唐社会背后隐藏着许多危机，由于坚持己见，不想同流合污，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最终被赐金放还，发出了“糟糠养贤才”的悲愤。由于得不到社会的重用，可自己又想有所作为，于是便把这种抱负寄托在游侠身上，让游侠从军边塞，杀敌报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能像游侠儿一样，“原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游侠形象与其道家思想也有很大联系。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有许多描写与道士交往的诗，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中。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这首诗大概写得是李白去访问戴天山的道士，可是却没有遇到的情景。李白年轻时，写与道士交往的诗歌作品较多，后期也有一些，但数量较少，其中的一首是《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
花暖青年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这首写入山访雍尊师的情景。尊师是对道士的尊称。从李白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当时许多道士都有来往，从中可知，他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道家要求人们归隐山林，这一点正投李白所好，因而很容易被他接受。在李白的很多诗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游侠形象中的功成身退就是由这种思想造成的，正如他诗中所云：“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李白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于当时社会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正所谓树大招风，“站的越高，就摔的越恨”，李白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极力推行这种归隐思想，就像他自己所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李白清醒地认识到功名富贵就像过眼烟云，不可能长久存在，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尔虞我诈，朋党之争严重，眼前的富贵朝不保夕，因而，还不如趁着鼎盛时期全身而退。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鲁仲连的向往。据《史记•鲁仲连传》，鲁仲连乃齐国高士，“好奇伟傲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战国赵孝成王时，秦大军围攻赵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魏，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兵救赵，但畏惧秦国，又命晋鄙驻军不前。鲁仲连也在围城之中，挺身而出，说服辛垣衍，又助平原君谋化退敌之策，终于解了邯郸之围。事后，“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受。鲁连笑曰：‘所为贵于天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而去，终身不复见”[6]。李白赞赏的正是鲁连的这种功成不受赏，全身而退的品质。因此，也乐意效仿，借游侠的功成身退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观。
总之，李白诗歌的游侠形象是李白诗歌创作的一部分，它丰富了李白诗歌的内容，也是形成李白浪漫主义创作的一大成因。他对游侠形象的描写是由其所在社会环境和他本人的思想性格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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